亚投行的新考验

缅甸金山水泥厂的办公室位于附近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办公室的墙上钉着一只白色的意见箱。村民若是认为工厂存在问题，如导致水质或空气质量下降，就可以往意见箱里塞纸条进行投诉。但水泥厂工作人员和当地人都不清楚这些投诉将如何解决，或者能否得到解决。

金山水泥厂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自2015年成立以来首批投资的项目之一。2018年12月，亚投行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作为研究人员口中常见的基础意见箱申诉制度的补充。该机制让社区能够直接向银行总部反映他们的问题。

被称为“中国的世界银行”的亚投行是一家多边开发银行，目前拥有93个成员国，中国目前仍持有31%的股份，是所有成员国中占股最多的。该行被视为对中国多边领导力的考验，其宗旨是“精简、廉洁、绿色”，即摆脱同类机构中常见的官僚主义，坚持环境和社会高标准。而后一点，中国本国的开发银行都尚未做到。亚投行新的申诉机制是朝着国际最佳实践迈出的一步，但其缺陷也再次引起了外界一直存在的批评：精简、绿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上世纪80年代末，印度西部拟修建一座160米的大坝。这一提案引发了一场争论：多边银行是否应该对那些受其投资影响的偏远社区负责。世界银行打算投资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灌溉系统，而这个大坝就是该项目的一部分。外界对该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包括14万居民被迫搬迁）一片哗然，导致世界银行首次不得不对其投资的项目启动独立审查。审查表明，尽管有保障措施，项目仍可能导致严重损害，尤其是对缺乏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民间社会的国家，因此需要更多监督。

这场争论以及其他类似事件推动创建了首个针对多边开发银行的问责制度——现在这个制度得到了广泛采用。这些政策允许民众直接，而不是通过项目建设公司向银行提出投诉。通过建设公司投诉既有风险，又没有用，金山水泥厂就是个例子。

欧洲银行信息中心联合主任凯特·盖瑞认为，尽管银行不是当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但他们的投资让可能造成损害的项目得以开展，这就是申诉机制存在的道义基础。“投资了就应该负责任。”她说。多年来，多边开发银行收到的投诉数量有所增加，表明这些渠道对缺乏其他申诉方法的地方社区而言十分重要。 亚投行已经仿照主要开发银行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该行的《环境与社会框架》。该框架要求其遵循同行的做法，建立问责制度。

执行方面，亚投行新的问责政策允许两人及以上人员就银行对该框架的执行不力提出投诉。一旦确认投诉属实，就可以启动合规审查，进而制定管理行动计划，解决已经确定的问题，或者是进入争端解决程序。后者往往是在社区已经遭受土地掠夺等损失，并希望就具体赔偿进行谈判时启用的。

盖瑞说，强有力的问责机制有两个关键职能：为受影响社区提供补救，以及为银行提供改进自身实践的机会，后者与新近成立的亚投行关系尤为密切。其他银行被成功索赔的案例改变了制度实践，造成大量赔款。2004年，有社区就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集团下的私营部门贷款机构）投资当地棕榈油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提出投诉，导致该公司下令暂停清拆土地，世界银行集团实施了为期18个月的棕榈油融资禁令，同时重新评估项目风险。
今年3月下旬，受亚投行项目影响的社区可以开始申诉，届时该行的新政策将接受考验。 批评人士对亚投行先于制定社区问责政策就着手投资一事表示震惊。虽然最后的政策照顾到了他们关切的很多方面，但仍有人对结果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当地社区与银行的沟通渠道方面。包容性发展国际（ ）的法律总监娜塔莉·布加尔斯基说，“亚投行的政策虽然包含了一些创新元素……但在几个重要方面没有达到国际最佳实践。”

她指出了该政策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社区投诉必须以项目未能遵守银行自身的环境和社会框架为基础。布加尔斯基说：“由于这些标准的范围比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等国际公认的标准要狭窄很多，也更加模糊，所以社区遭受的严重损害可能不属于该机制的受理范围。”例如，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 and     ）研究员周龙炜指出，框架要求银行在其项目中“征求”原住民社区的意见，但并没有要求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一点与其他银行不同。

民间社会组织人士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该机制不适用于亚投行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项目。联合投资项目占亚投行投资组合的65%。亚投行在这些项目上将尊重其他银行的问责机制，但会保持在过程中获悉并关注争端解决过程。但是，其他银行的政策虽然更强有力，但缺少亚投行的某些关键特征。例如，世界银行监察小组就不具备解决争端的职能，无法作为中间人直接参与银行客户和受影响社区之间争端的解决过程。“我们认为，受影响的人应该能自由选择最符合其自身情况、最能促成其想要的结果的机制。”布加尔斯基说。

随着亚投行日趋成熟，越来越多地开始独立投资，这一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但目前社区成员们不得不依靠其他银行或者当地公司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亚投行追求的精简与社区利益相违背的一个例子，凯特·盖瑞说。

针对该行35%的独立投资项目，社区能够通过银行自身的申诉机制提出申诉。但政策规定，投诉人必须先诉诸银行管理层或当地申诉补救机制，如金山水泥厂的意见箱。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吉诺维斯说，根据她与社区合作的丰富经验，这些由公司运营的机制从来都是没用的。她说，亚投行在这方面是个特例。“其他银行不会要求你先诉诸项目层面的申诉机制。”

首先在当地提出投诉可能会导致投诉者遭到当地政府或公司的报复。然而，亚投行通过了一项引申条款。该条款认识到了这一风险并指出，投诉者如果面临此类威胁，可直接联系银行，无需先在当地申诉。

亚投行拒绝就新政策发表评论。行长金立群在一篇新闻稿中说：“确保亚投行投资的项目不会对环境和当地民众造成伤害，是我们“精简、廉洁、绿色”价值观的基石。这一机制将会让我们能够对受影响民众的担忧快速做出反应，以便我们能够与客户合作，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إرهاب الطعام" أحدث شمّاعات أردوغان في أزماته المتلاحقة

من "الإرهابيين الاقتصاديين" إلى "إرهاب الطعام" تتعدد مصطلحات رجب طيب أردوغان. وعندما يتعلق الأمر بتحقيق أهدافه، لا يتواني الرئيس التركي في الاستعانة بشمّاعة الإرهاب في معاركه الكلامية الكثيرة التي يخوضها في الداخل والخارج.

وأطلق أردوغان هذا المصطلح، الاثنين، على الزيادة الأخيرة في أسعار الخضروات والفاكهة، واصفا إياها بـ"إرهاب الطعام"، متعهدا بالتحكم في السوق عبر منتجات تخرج من البلديات.

ونقلت صحيفة "حرييت" التركية عن أردوغان قوله: "في الأيام الأخيرة بدأوا اللعب على تركيا. فارتفعت أسعار الباذنجان والطماطم والبطاطا".

وأضاف الرئيس التركي في خطاب على هامش حفل افتتاح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شاريع في العاصمة أنقرة "لقد كان هجوما إرهابيا".

وهذه المرة لم تكن الأولى التي يتحدث فيها أردوغان عن إرهاب من نوع جديد، سماه بـ"إرهاب الطعام"، فسبق وأن أطلق هذا المصطلح على عدة مشاكل داخلية وخارجية واجهتها ولا تزال تواجهها بلاده.

ففي أغسطس الماضي، اتهم أردوغان”إرهابيين اقتصاديين“ بالتخطيط للإضرار بتركيا عن طريق نشر تقارير كاذبة، وقال إنهم سيواجهون بقوة القانون، في الوقت الذي بدأت فيه السلطات تحقيقات تستهدف المشتبه بتورطهم في ذلك.

وجاء هذا التعليق عقب فقدان الليرة التركية أكثر من 40 في المئة من قيمتها مقابل الدولار الأميركي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أم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حاولة الانقلابية الفاشلة التي تعرض لها نظامه في 15 يوليو 2016، يتهم أردوغان رجل الدين المعارض فتح الله غولن بتدبيرها.

ولم يتوان مجلس 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تركي، الذي يتزعمه أردوغان، في اعتبار حركة الخدمة التي يقودها غولن إرهابية، وذلك دون الاستناد على حكم قضائي.

وعلى هذا المنوال، ألقى نظام أردوغان القبض على الآلاف من المناصرين لغولن، وفصل العشرات منهم، بذريعة الإرهاب. وبحسب التقارير، اتخذت مثل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في ظل قانون الطوارئ الذي تم تفعيله عقب محاولة الانقلاب الفاشلة، وتمت بدون تحقيقات.

الوحدات "إرهابية"

وخارجيا، يصف الرئيس التركي المقاتلين الأكراد المنضوين تحت "وحدات حماية الشعب" السورية بمنظمة إرهابية. وقال أردوغان في تصريح شهير له في 2015 إن قتال الوحدات ضد داعش لا يعطيها شرعية.

بينما لا تعد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أو الاتحاد الأوروبي وحدات حماية الشعب منظمة إرهابية، بل تدعمها واشنطن.

وتقود وحدات حماية الشعب الكردية قوات سوري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وكانت الحليف الرئيس للقوات الأميركية في قتال تنظيم داعش في سوريا.

وفي المقابل، لا يسمي أردوغان أعضاء هيئة تحرير الشام، وهي تحالف متشدد يضم جبهة النصرة، الفرع السابق لتنظيم القاعدة بسوريا، وغيرهم من أعضاء تنظيمات متطرفة، يدعمهم نظامه في الشمال السوري، بالإرهابيين بل يطلق عليهم "معارضي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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ولم يتوقف الأمر عند التسمية، بل ينظر إلى الدولة التركية باعتبارها أحد المساهمين في صعو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إرهابية في سوريا والعراق، فابتداء من أواخر عام 2013 وحتى أوائل عام 2014، كانت المدن الحدودية التركية بمثابة مراكز لوجستية رئيسية للمقاتلين الأجانب الذين دخلوا إلى سوريا والعراق للانضمام إلى داعش وغيرها.

وسافر المقاتلون الأجانب من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أولا إلى تركيا ومنها إلى العراق وسوريا، ومن هنا شكلت تركيا العمود الفقري للدواعش.

ففي عام 2013 وحده، اجتاز نحو 30 ألف إرهابي الأراضي التركية، وفقا لتقرير نشرته مجلة "فورين بوليسي" الأميركية في أبريل الماضي، مما أسفر عما يسمى بالطريق الإرهابي السريع، حيث أصبحت البلاد قناة لمقاتلين يسعون للانضمام إلى داعش.

西非国家在沿海捕捞问题上做了笔好生意吗？

在充满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沿海和岛屿国家指望海洋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工作，经验表明管理良好的海洋渔业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由于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已知渔业资源被认为存在过度捕捞，世界银行估计，如果改善管理，每年海洋渔业能增加830亿美元收益。
很多收入较低的沿海和岛屿国家都试着通过外国捕捞合同获得这些经济回报，一般都是收入较高国家的捕捞企业付钱在其水域捕鱼。沿海国家有渔业资源但没有大型捕捞船队，因此就把渔场准入权卖给有能力的国家，将带来的收益用于国家发展。
类似的操作在全世界的海域非常常见。比如，最近《科学进步》（  ）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工业化捕捞船只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在收入较低国家海域从事大规模捕捞的船只中有78%都注册在收入较高的国家。
如果措施得当，这些合同可以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例如，2009年以来一些太平洋岛国已经谈成多项金枪鱼捕捞合同（至少一部分在其管辖之下），外国捕捞企业向其支付的准入费用每年 多达数亿美元（至少比原来增长了五倍）。
如果我们把这种操作看成生意（就是一个拥有渔业资源管辖权的国家与其他有捕捞船队的国家做交易），那我们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它们对各方或双方来说是“好生意”还是“坏生意”。当然，这些渔业资源还有远超经济意义的巨大价值，但站在生意的角度至少能为各国政府（尤其是其财政部门）提供一个评估与外国签订捕捞合同的参考标准。
我和同事们一直从这个角度观察西非海岸此类外国捕捞合同中一个存在已久的例子，外国拖网船几十年来一直在那里捕鱼。我们希望帮助西非各国政府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允许外国拖网船在其沿海进行捕捞作业究竟是不是一笔好生意？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外国渔船打到的沿海鱼类对西非国家来说是一个富有经济价值的资源，也是当地小户渔民几百年来的生计所在。过去多次有报道称外国工业化渔船侵犯了西非国家和当地渔村的权益，比如2017年《纽约时报》的报道。
关于这种交易的信息很少。一开始，我们为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四个西非国家2005-2016年发放给外国渔船的捕捞许可证建立了一个数据库。
在此期间获得许可的外国渔船按照比例依次是中国（47%）、西班牙（13%）、韩国（12%）、塞内加尔（7%），其余是很多份额较小的国家。
我们利用许可证数据库和从政府及其他公开资源获取的数据，将2015年作为考察对象。这本质上就是一个会计操作，估算一下外国渔船从西非海域获得的总收入和利润，看看有多少通过准入费进入当地政府手中，又有多少留在外国企业手里。
我们并没有将西非当地从靠港和鱼类加工中获得的收入计算在内，因为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这种和外国公司签订捕捞合同的操作都是完全离岸的：这些渔船在西非海域捕鱼，然后将其运往海外加工和消费。
2015年，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政府所获得的收入分别占捕捞活动估计总收入（不包括当地的鱼类加工和消费）的5%和8%，但外国企业在那一年赔了钱。
几内亚的捕捞利润很高，但该国政府只通过准入费获得估计总收入的2%。只有几内亚比绍政府与欧盟（代表其船队）达成了一项协议，因而获得了较高的份额，占估计总收入的17%。
分别来看，太平洋岛国政府2014年获得总捕捞收入中的12% ，远高于几内亚（2%）、利比里亚（5%）和塞拉利昂（8%）等国2015年的收入占比。在采矿和石油产业，东道国政府从总收入中获得的比例通常要高得多（超过40%）。
我们的估算可能并未反映西非沿海捕捞业的经济全貌。在某些案例中，2015年外国捕捞企业似乎在赔钱的情况下仍然申请更多的捕捞许可。这种情形，或者是因为捕捞企业得到了补贴，或者数据不准确，因为渔获量的报告并不充分。两种情况可能都是存在的，但由于数据过粗略无法判断。
我们的研究对象中至少有三个国家在这笔生意里的年回报率较低。当然，对西非国家来说除了经济回报还有很多其他考虑，比如外国捕捞业带来的潜在负面社会和环境影响（像与当地小户渔民的冲突，或者致使鱼类数量下降从而难以长期维持某些种类的捕捞）。如果产生此类影响而且从这笔生意中获得的经济回报较低，那么重新谈判或终止外国捕捞合同对西非国家来说可能才是合算的。
总的来说，西非国家似乎没有掌握充足的鱼类资源和捕捞收益率信息，因此无法与外国捕捞企业达成一笔信息对称的交易，甚至无法对资源获取进行准确定价。如果不能获得更多信息，这些国家就不可能知道允许外国渔船在其沿海活动是不是一笔好生意。因此，我们准备进行第二轮研究，希望做出更加清晰的概括。